二十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2个年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开始对签名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催生了艺术签名的出现，骤然间经济来往中的签名变得比任何时期都重要，人们从盖私人印章的多年陈规旧习中一下子跳了出来，纷纷研究自己的签名怎样写才更加艺术夺人眼球，更能体现个性、更加标新立异、但最重要的企图心是：确保自己签名的唯一性在经济活动中使人无法模仿，实现切身经济利益的零受损。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活跃与繁荣社会上随即衍生出签名的新生行业。那么近年来网上时常出现签名、笔迹的广告，究竟这些签名、能否通过司法笔迹鉴定呢？全国各地有很多当事人经常向我咨询。说实在话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下子很难做出回答。因为在理论上签名、笔迹是能够被鉴定出来的，但从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来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鉴定失误、鉴定结论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迹鉴定技术方面还有待完善，而且各个鉴定机构的设备和技术也是参差不齐。如果被具有相同工作经验和良好技术背景的专业人士反向运用的话，答案将会是否定的。除了技术方面，鉴定人员的素质和相关利益也影响到鉴定结论的准确。签名作为人的一种身份识别的笔迹，在我国的法庭审判程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证据作用。作为司法鉴定的重要一环，笔迹鉴定日益受到人们的更多关注。
在司法操作中，笔迹鉴定结果是作为一项证据受到法庭认可的，笔者认为：我国笔迹鉴定机构，总体来讲肯定是诚实的。但在很多疑难案件中，由于技术水准的问题，鉴定结果往往会大相径庭。比如曾轰动一时的前香港华懋集团董事局主席龚如心的遗产案，打了多年的官司，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一份遗嘱的笔迹鉴定。在龚如心的两次遗产案中（一次是与其公公王廷歆之间、对于龚夫王德辉的遗产争夺，因此被称为“世纪遗产争夺案”。另一次是龚如心去世的千亿遗产案），世界顶尖笔迹鉴定专家两军对垒博弈足以透视出笔迹鉴定的难易，著名笔迹鉴定专家尚且如此，中国大陆的一般笔迹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便可想而知。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笔迹分析的准确率不容乐观。
从我实际接触的案例来看，笔迹鉴定最终结果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技术水准，一个是模仿者的技术水准和熟练程度，另一个是鉴定专家的技术高低，一般的专业人员鉴定不出来的，更高一级的专家就可能鉴定得出来。但反过来讲，模仿签名如果是由具有相同工作经验和良好技术背景的专业人士做的话，结果会是怎样的呢？这就是矛和盾的关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矛盾，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因此，出现模仿签名、仿笔迹的社会现象，不必大惊小怪。这种社会现象是我国贫富不均的日益恶化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某些人为了分享富人、有权阶层的权利，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出的极端行为。随着我国贫富差距的缩小、社会财富的合理共享、社会福利的平均化、法制的日益健全，这些社会矛盾就会不治而愈，销声匿迹。就像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后期的人口生育问题，因为生育和教育成本比较低，虽然国家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11月甚至把计划生育问题写入新修改的《宪法》中。但是像小品《超生游击队》的现象屡禁不止。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由于生育和教育成本的迅速提高，人口生育开始出现低增长，人口生育倒增长的现象日益凸显，中国开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出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说明了人类的社会发展是受经济制约的，很多社会矛盾单靠人为的短视政策和法律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贫富差距的严重性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已经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毋庸置疑这才是根治模仿签名、仿笔迹的灵丹妙药。
